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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利用其外交资源以及中国在高端半导体以及装备制造领域的结构性外部依赖，力图防止华为的局部优势转变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全局优势。比如在2020年年初，美国驻荷兰大使要求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不得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希望以此限制中国半导体自主研发空间;此举也体现出美国对于高端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设备制造的跨国掌控力。开放式的多边体系与多形态的网络主权成为修正既有全球网络治理模式的竞争性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总体趋势。 自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治理”概念以来，机构改革的目标在于打破职权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传统边界，将权力与权威分享给市场力量和跨国势力。在规范性意义上，此举旨在克服官僚体制的刚性趋势，建立多中心的自治自足结构。但事实上，此举重新定义了国家政府与公共政策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和权利结构，偏向于赋权、赋能于跨国市场力量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力量。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网络治理概念总体上起到制度化既有公司全球主义秩序的作用，但在组织形式上呈现为由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技术社群、社会团体、网络公众共同构成的全球政策网络。在该治理秩序中，互联网在释放个人、机构、组织、市场的横向传播活动的同时，也不无悖论地壮大企业巨头及其国家联盟与技术结构的垄断性治理话语权。 2008年之后显现的后美国时代之态势也延展至网络治理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以“博弈式融入”参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初始的边缘性参与转变为近期的显著发声。诚然，美国及其盟友以传播人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为由，极力捍卫基于自由市场和公司垄断的既有全球互联网秩序。即便如此，西方民主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分化。比如，欧盟主张一种新型多边治理模式，即政府间公共政策共识应当构成互联网社群自治的“元治理”框架，而政府间对于公共政策的谈判应当以纵向与横向的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接触、学习、协商、互动为基石。美国特朗普政府积极施展霸权主义为内核的国家主权，这也使得网络主权实践成为各国更为常用的外交政策举措。 信息甄别、隐私保护、可持续生态以及劳动者权益正在成为技术治理和传播政策的核心价值议题。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新型数字传播条件下，算法推送、智能助手、可穿戴设备、无人车、无人机、智能城市建构起所谓的智慧社会，这意味着大规模实时数据采集正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业务。技术泛在与数据监视的融合并不限于商业领域，还能满足政府与军方基于情报实施管控的诉求，这导致所谓的监视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可能。 但是，面对智慧社会抑或是监视社会的未来选择，人们在工具理性的表象下对价值理性展开反思与追问。以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为归依，原本单向度的技术范畴必须容纳多视维的价值考量。
04 结 语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建构全球范围内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物质结构、组织载体和表意体系。也就是说，互联网既构成互联互通的全球公域，又重构着由资本主义逻辑与区域、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维关系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还释放出多梯度、多中心、多功能的网络组织，并因此打乱传统的一元国家权力结构。作为技术-社会-文化复合体，互联网所呈现出的连接与分布、空间与结构、符号与意义，反映、维系、放大，也部分挑战着参差不一但又不失统领的全球格局，因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枢轴。其所包含的技术政治、网络逻辑，以及传播权力，是既有秩序的延续，也是变迁趋势的重要变量。在后美国时代，互联网更是处于新旧磨擦碰撞的中心地带。后美国时代的结构性危机正激化着利益之争与价值之辩，因而暴露出维系支配与反支配的惯常体系的政治性，也因此激活新的反思与调试。新的结盟、新的主体、新的场景、新的主张正在形成。
中国是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还将是未来全球数字秩序的重要建设方。在后美国时代的启发式框架下，我们亟需在认清事实意义的等级与断裂的基础上，推动资源与能力的多维度再分配。同时，互联网新一轮的全球发展是后互联网技术驱动的更为广泛、深入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社会建设;其影响将极大地超越社交媒体，正成为重塑经济文化创新基础、重构劳动生产关系、平衡远程监控与社会自治、重组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技术趋势。在技术一致性和绝对性的表象下，我们的政府与社会需要发挥主体性，立足于互联网发展超过50年的历史经验与全球资源，秉持公平正义、多元共享、协同共治、劳动价值、健康地球为基本面向的立体性站位，积极探索发展策略、治理体系、价值观念的革新，推动谋全局、谋未来、谋人民福祉的人类数字未来发展。 （编辑：唐山站长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