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这条路，怎么走？

换言之，在技术全球主义的表象下是不可或缺的帝国式国家角色以及社会内部的等级关系。就此悖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从供需两个方面提供历史考证，即战后互联网发展是由美国全球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逐利性资本为驱动，优先回应跨国企业的传播需求，并借助传播技术培育一个基于传播与信息的全球性消费社会。美国政府所做出的政策决策与话语导向总体出于联系、代表、统领驻美跨国资本的目的，因此在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等级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消解福特主义国家能力、打破电信企业天然垄断、免除互联网资本的公共责任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形塑互联网的主要政策环境和意识形态力量。

其次，网络社会学视角聚焦社会传播能力，认为全球互联网促成了曼纽尔·卡斯特勾勒的从“大众传播时代”到“大众自我传播”的“网络社会”的转向。

在该理论视阈下，意义生产、符号互动、身份建构这一系列由传播活动支撑的社会-文化生产活动，具有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变迁的自有逻辑。换言之，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新闻传播、艺术仪式、宗教信仰、社会评论、社会暗示、情绪表达构成日趋庞杂的表意体系;相应的，社会、市场、机构力量透过这些符号-意义系统展开社会互动和文化实践，构成难以还原至政治理性或经济算计的巨大观念动能。在卡斯特笔下，资本逻辑推动的网络发展激化了超越地域的金融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但是这些“全球流动空间”也悖论式地造就社会圈层、身份政治、空间断裂和功能碎片，构成了一个由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整体性政治经济与话语格局。

不仅如此，作为中观层次的物质结构、关系组织和表意体系，互联网已成为连接个人、群体、企业、组织与结构世界的重要塑造性界面。也就是说，网络化逻辑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变迁和权力格局重构过程中增添了新一层次的复杂性。

• 其一 ，资本推动的商业互联网与国别、区域、阶级、性别、族群等多维权力关系相互交织 ，在选择性全球延伸中，构成连接与断裂、中心与边陲、多元与隔阂、扩张与等级矛盾性并存的全球传播空间格局。
• 其二，生产、消费、金融、技术、军事、舆论、传播等主要社会活动的高度网络化，使得这些社会场域转变为跨越边界、超越梯度的竞合空间，进而使之成为挑战和改写传统的一元国家权力结构的多元范畴。
• 其三，那些源自政治、军事、货币、金融的传统权力变得依赖网络权力。所谓的网络权力源自三种能力：形成网络组织的能力、界定网络目的与规范的能力、形成网络之网络的能力。
•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网络化促成多中心、多范畴、多梯度的几何结构，这意味着一国在技术上的跃进并不见得线性地转换为产业位次上的升级，进而产业上的升级也未必能转换为形成、组织、界定、控制国际传播网络的能力。从美国国际传播史看，跨国网络控制能力不仅取决于有效的领土化机制，还取决于在境外国家—企业、国家—技术、企业—技术之间的更为复杂的支配与竞合关系。
• 再次，透过后殖民理论看待互联网与权力，人们发现全球互联网既构成霸权结构，也辩证地形成一系列催生与包容“抵抗活动”的连结、空间与资源。

在后殖民理论之于必然和偶然、整体与多样、控制与分布、结构与日常之间的辩证想象中，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已具备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此种超越性视野认为，“弱者的武器”内在于霸权结构中，其中包括针对技术经济霸权话语所实施的去合法性、去必然性的观念抵抗。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提出不同于既有秩序的未来想象，这种愿景不仅是观念抵抗，也预示着转变为抵抗实践的未来可能。从经验研究角度看，这意味着揭示欧美技术如何从地方性突围转化为统领全局的普适性观念与绝对性发展模式。实际上，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已对线性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创新扩散模式提出质疑 ，而后殖民主义理论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视角进一步揭示欧美技术全球主义所遮蔽的相对性与政治性。

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初创者并不能决定技术在日后广泛运用中所经历的演化，因此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还趋向平视那些在带有殖民主义烙印的等级类别中作为“他者”的历史主体。

这意味着，在诸如中心—边陲、西方—非西方、现代—传统、发展—欠发展的二元关系中，发现全球互联网不均衡结构中的联系、互动以及流变。实际上，全球性技术经济浪潮不同程度地遮蔽世界各地差异化的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诉求，以及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往往采取“软平衡”策略，即临时性地接受并纳入既有秩序以求获得机遇资源和发展渠道，并采取局部性的抵抗行为，结果是增加霸权结构的维护成本。通过从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中挖掘具有多样现代性意义的主体与愿景、观念与话语、知识与实践、关系与组织，以及结构与空间，跨文化互联网历史建构论旨在探寻改造世界的历史条件、阐发更具代表性的全球规范。

至此可见，互联网是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通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极、创新聚集点、政治文化建构空间，以及横向整合能力与纵向控制能力的物质依托。随着传播技术与传播活动渗透进社会各领域，互联网已成为集中、放大、调整权力关系的全球范畴。

02 后美国时代的危机与转机

在互联网诞生五十余年的今天，数字资本主义已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深入发展。正如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指出的，其全球格局总体遵循以美国为中心的操控结构，映射美国国家-资本联盟的意识形态偏好与政治经济诉求。然而，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这加剧着全球权力转移。国际关系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单极霸权能力仍将存续，但是权力消散已是明显趋势。与此同时，权力从传统政治机构向网络化组织转移也是历史趋势，这导致传统国家难以针对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构性矛盾实施直接有效的干预，因此加剧了变与不变的胶着状态。

后美国时代表现为新兴主体之于霸权观念合理性的质疑。自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世纪，美国的观念力量全面形塑国际政治，甚至构成“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根据政治学家Jentleson和Weber的观点，几个结构性主题贯穿美国主导的观念共识：

• 其一，霸权稳定理论，即美国单极力量起到稳定世界秩序的正面作用，并为推动经济开放、解决国际纠纷、推广民主与人权提供公共性服务;
• 其二，集人权、民主和法制为一体的自由民主体制优于专制体制，并且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力;
• 其三，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其四，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
• 其五，和平优于战争。

进入21世纪，美国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却在现实发展和全球危机面前遭遇质疑。人们发现，包括全球秩序、自由民主、社会发展、人的价值在内的规范性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需要经受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以及跨文化环境的考验，因此其内涵成为21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自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总统当选的20年间，美国优越性的身份认知与美国所具备的单极实力彼此强化，并向世界投射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图景。但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全球接触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后美国时代的到来。甚至有美国政治学学者认为，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观念竞争，美国对外输出的意识形态结构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互助共享、公平公正、健康地球以及社会多样性的价值立场。

（编辑：唐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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